礼法两难的辱母杀人案

炸锅

平静无奇的周末，出了一则摇撼人心的新闻。

新闻不大。简单说来就一句话：

就这？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”的原则，两千年来大家都认。摘要看起来没毛病啊，摇撼啥呢？

把折叠的关键词徐徐展开，细节立体而狰狞。女企业家向当地某富豪借了135万高利贷，偿还184万现金+70万房产后还是不够（月息10%）。于是债主找了11个黑社会去讨债。怎么讨的呢？先到厂里骚扰，堵门、埋灶，按送葬的标准来闹。次日，黑社会将母子俩拘禁在办公室：辱骂、掌掴、摁马桶、鞋子熏，带头人还当着其中儿子的面脱下裤子侮辱其母。施暴不断升级的同时，债务人做了什么？当然是良民的自救SOP：第一日拨打110和市长热线，第二日电话报警。但热线没解决问题，警察只来刷了个脸，告诫黑社会“要账可以，不许动手打人”，便启动警车要走（事后称去进一步了解情况）。女企业家的儿子当即失控，拿起水果刀刺死、刺伤该团伙多人。

该事件被冠以“辱母杀人案”，在社交媒体上快速发酵。这个热词目前在百度、微博、微信都还搜不到（或者已经被屏蔽），但以之前并不出名的事发地“冠县”为题搜索，热词趋势如下：

微信和微博上的热度都在攀高，其中微博热得更快（微信转播链里流动的多是观点而非事实，新闻要素往往被删节，所以“冠县”二字在传播中损耗了）。这个趋势目前显然还没到顶。周末官报不上班，重量级的深入报道和舆论高潮都还没来。

事实上这是近一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发酵到今天才引爆。爆就爆在案情和判决之间巨大的理/法张力上。法院认为被告人“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”，不能算防卫过当，所以按故意伤害罪论处。只是权衡了立功表现，才宽宏不杀，改判无期。

很多事情坏就坏在经不起咂摸。当大家把自己代进去一看，发现捅刀子是当时自己唯一不会后悔的举动，自然就无一例外地炸锅了。

报道还揭示了几个平行事实：

1. 此类堵门催债行为在当地工业园十分普遍；
2. 这一年中，涉案黑社会已被认定为涉黑犯罪团伙；
3. 被杀者曾涉嫌肇事撞死一名女学生，但没有归案，当地警方称“抓不到人”。

倘非出了人命，这可能就只是神州大地上随时上演着的、千万起黑帮暴力讨债事件中平凡无奇的一件。很多人对这类事件见怪不怪：“哪儿的讨债不是这样？”但一旦它失控成为命案，哪怕只是经过很浅的报道还原，也能立马演化成一面照妖镜，把基层社会的民企融资困难、实体经济困境、黑社会与权贵勾结肆虐、公职人员渎职等问题照得分外刺眼。

为什么多数人都对事态感到愤怒？因为物伤其类。前一天还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，后一天就急转直下，被迅速逼到“不捅不行”的理/法绝境——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居然脆弱到这样的程度。而作为社会正义底线的司法部门，最后义正辞严地从背后补了一刀。

读完新闻，很多人大概都感到自己被扎穿了。

礼法两难

“不捅不行”，这种“情理难两全”的绝境特别有中国特色，连同其激起的舆论波澜，都好像刚从千年之前穿越过来一样。我猜，类似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于其他传统悠久的古老文明中。在这些背负沉重传统的社会里，现代法哲学和根植于传统的精神世界并不能完全协调。

不妨追问一遍：真的非捅不可吗？如果备受侮辱的不是被告人的母亲，而只是被告人自己，或是一个陌生人，相信没几个人会横下心去捅这一刀，捅了也不会得到那么广泛的同情。“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”的判词是成立的：母子俩人格受到了极大侮辱，但生命没有受实质威胁。虽然很多公众号辩称，当时的情势足以扭曲人对威胁程度的判断，但就事论事地看，正当防卫的要件依然非常不足。

人们的同情来自一个最主要的正当性来源：受辱者是被告人的母亲。《公羊传》讲得很清楚，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”。《周礼》也明确讲：“凡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雠，雠之则死。”杀本身只是形式，“孝”/“义”的与否才是关键实质。“春秋大义”一直就在我们血脉里，指导我们的价值判断。所以，虽然各路人马都试图从法条中为被告人寻找律法辩据，但实际上内心深处涌动的还是前现代的语汇——这当然让人觉得心里没底，但巧就巧在死者是个十恶不赦的混球，这下妥了，噪起来吧。

法律迭代至今，按现代文明的要求发展出一整套基本精神，但究其核心，“人人地位平等”是根基所在。然而构成我们文明基底的，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前现代的东西。“亲亲尊尊”的原则从来没有从我们的价值世界里褪去。在法律的指导原则中，所有人的生命和尊严是平等的。但问问自己，你真的相信一个陌生人，尤其一个恶人的生命和尊严，会和自己的至亲相等？

所以，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”的自然法在中国传统里的序位，是低于“亲亲尊尊”的。基于平等公设的刚性现代法条，在这里遇到一面平地兀起的峭壁，和同样刚性的旧道德律令迎面撞在了一起。事实上，这面峭壁从来都耸立在那里，只是大多数时候被刻意忽略了而已。平等原则是来自新时代道德理想国的抽象，多数时候能高翔于一切旧道德体系之上。但“亲亲尊尊”是基于人性底层的东西，是难以超越的。即便在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方，也一样有这样的碰撞和困扰。去年9月，柏林发生一起难民性侵案，受害幼女的父亲操刀要杀嫌疑人，被警方击毙。当地市民为此组织了抗议。完全类似的困境：受害人“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”，但这刀却几乎“不得不捅”。

不要觉得人跟人有多大不同。在这种终极两难问题上，我们和西方一样挠头，甚至也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。

关于复父（母）仇，读到过几个印象较深的例子，它们碰巧都发生在唐代。

【初唐】徐元庆案

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名案。

赵师韫任下邽（今渭南）县公安局长时，杀了徐爽。徐元庆为报父仇，隐姓埋名到官驿做了服务员，并伺机杀了升任御史、途径驿站的仇人。初唐风气弘尚孝道，遇到子复父仇的案子多无脑赦免并嘉奖。比如唐太宗就特赦过王君操，高宗特赦过赵师举。武后本也打算延续惯例给予赦免，但跳出一个陈子昂（写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那个），主张：

再鼓励血缘复仇，风气要坏掉了。干脆把徐元庆做成个人血馒头献给朝廷，一口下去，既维护了国法，又不违反孝治国策，真是棒呆。于是“当时议者，咸以子昂为是”。

倒也不是风气变了，主要这次复仇对象升级成了朝廷命官。所以以后子复父仇若涉及朝廷命官，唐廷都格外尊重法律。

【盛唐】张瑝、张琇案

张审素被杨万顷陷害死，其一双幼子从岭南流放地伺机逃回，手刃仇人后自首。参议的官员，包括宰相张九龄，多数仍承袭初唐风气，要宽恕他们。玄宗站在了李林甫一边，措辞非常严厉：“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立法之父咎繇有法必依。曾子尊为圣人门生，杀人也不能饶恕”。

话说得没毛病。但官方的态度民间并不买账，自发为二人收殓，并建疑冢，以免遭杨万顷家人报复。这种朝野背反的情形，始终与中国历史进程如影随形。

【中唐】梁悦案

到元和年间，又闹复仇案。宪宗觉得礼法两难，下诏征集看法。韩愈上了篇雄文，“不是法律有漏洞，是这类事情比较复杂，不好一条线划死，所以留白。复父仇的案子，应该成立专案组，尚书省合议后皇帝定夺。”皇帝看了很满意，下诏打屁股一百，流放岭南。

因为秦杲不是啥朝廷命官嘛，干嘛喊打喊杀那么拼，念在孝心，杖流就好了。

回想仅仅几年前，一个叫余常安的人复父叔仇杀人，刑部尚书坚决将其处死。韩愈的上书把玄宗以来“执法必严”的风气又拗回去了。

这个风气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居功至伟的是耿直boy柳宗元。《古文观止》里载了他的一篇《驳复仇议》，笔锋直指陈子昂。在柳宗元看来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（我很赞成），把人定罪杀了又去旌表其墓，刑部打脸礼部去舔，这算什么鬼。如果徐元庆的爹是被赵师韫冤杀的，徐元庆就报仇得好报仇得妙，朝廷是要支持的嘛。如果赵师韫执法没错，徐爽罪有应得，那徐元庆就是违法擅杀命官，干嘛要旌表？

大白话，但每个字都正确。

柳宗元是礼部员外郎，所以法理说得比较糙。但三观超正——朝廷不要老想着既要做碧池又要立牌坊，更不要丢掉曲直，一味权衡涉案方有没有顶戴（这话是我自己加的，喷的是无底线维稳的千古烂帝乾隆）。

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

启示

法律不是机器程序，也不单单是条文垒砌，而是从哲学精神、设立原则、定义、实践到解释的整套生态，必须能够稳健、公正应对复杂的多边事态，维护公序良俗。

父（母）受恶侮，在传统中是足以“暴起杀之”的场景，此时失控反抗，不能以法之名简单地冷酷制裁。这样做，我们这个文明的底线就崩了。

相反，法律实践要尊重、关照这种传统。警方处警时了解到这样恶劣的情况，理应保护当事人，而不是撒手走掉。必须有这个基本常识：官府若放任不管，民间对此类事态自力救济的标杆就只剩下“暴起杀之”——可能做不到，但会参照着来评估。为什么网民自我代入后，纷纷表示换自己也会捅刀子？因为唯此方得心安。心安，是儒家行为准则的核心。

而根本的原则，还是回到“对即对，错即错”。月利率10%，显然超过24%年利息的法定上限，因此催讨行为毫无疑问是错的。在此前提下，催讨者百错而无一对，债务人的反抗是符合实质正义的。法律只应制裁其形式错误。

礼法两难是全人类的问题，不单单是中国的。正是因为彭宇案的广泛讨论，才有了“自愿紧急救助导致伤害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”的“好人法”。此案固然有很大的悲剧性，但也是社会进步的契机。有关部门不要学乾隆，搞404维稳，掩耳盗铃。到当地去，看看基层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想想自己该做点什么。

好的公共议题都是两难议题。问题摆在桌子上了，谁逃走谁是孙子。

[完]

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