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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天,高福和王广发都被喷得不成人形。舆情汹汹,势同公审。

讲真,王广发是比较冤的。他是唯一被感染的高级专家,说明他真的下地干活了。他一个临床专家,习惯批阅个案而不是分析关联,哪有胆气说「没有人传人」?至于「可防可治可控」,是03 SARS中期钟南山喊出的口号,用来稳定军心。你理解成医学界的「有没有信心?有!」就好了。这次换人用,结果失灵了,并不能怪王广发。当时一个像样的人群措施都没上,喊什么口号都必然失败。

高福呢?冤,也不冤。网传他只管抢写论文,不管防控。这是胡说。大家了解一下,论文作者的排名是有讲究的。第一名叫一作,实际执笔人,一般只有一作才算「写了本文」;第二名叫二作,通常是主要协作人,但国内也常有二作实际执笔,一作受益的情况,道理你懂的;第三名叫三作,出力次之;后面基本都是群演,相当于影片最末的演职员表被提到了片头;而最后一名又是例外,叫通讯作者,知识产权所有人,相当于老板。网传那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高影响因子论文,高福列名靠后,既不是前三作,也不是通讯作者,充其量友情署名,起了个「领导背书」的作用。可以很笃定地讲,这篇文章高福一个字都没有写,他的主要精力肯定是放在防控上了。

高福论文

图 | 网传高福抢发的新英格兰杂志高IF论文

高福的问题是防疫实战经验少,发言轻佻。「可防可控」是他讲的,但没有强力推动及时布控,沦为笑柄。最后是03 SARS封关提控有功的时任浙江卫生厅厅长李兰娟力推武汉封城成功。「有限人传人」、「婴幼儿不易感」,如今都被证明判断失误。后面又拍胸脯说一定能做出疫苗,至今连影子都没有。高是病原学家出身,专业过硬,所以疫情出现不久病原体就被查出来了,这离不开他的调度。但现场流病是行动主义,法宝不在实验室,而在调查、组织、隔离。这块明显不是他的长项,所以后来才把半隐退的老法师曾光调过去了,跟着挨骂至今。

2

CDC让科学家主管听起来不可思议,但不奇怪。CDC的确越来越像个研究院。多年前就有人警告,现在的CDC和流病学科都被慢病主导了,急性传染病的应对能力在下降。慢病是多因多果一笔乱账,大家的精力集中在发病模型、效应修饰、分子基因、遗传多态等方面。这和急性传染病防控所需的能力集不一样。

急传在理论上没有新花样,要做的是摸清传播途径和传播链,然后动员资源切断传播。但实践中,首先的困难就在定义和识别病例。

图 | 不同诊断标准下研判聚集性

上面的图里有两波聚集、9个病例。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。假如初期用L1标准来识别,只能看到一个病例。你只能得出「散发无传播」的结论。用L2来识别,能看到6个病例,但没有明显的聚集性。你可能会说「流行程度升高,不排除人传人」。直到用L3来识别,才发现原来底下其实早都连成一片了。本次疫情之初,用「不明原因肺炎」来传报。这个定义是为了应对禽流感创建的,其中有一条标准是体温38℃。现在我们知道体温只要超过37.3℃就不能排除感染,但当时不知道,所以漏掉很多。随着疫情发展,标准不断下探,这才暴露出了更多的病例和被低估的聚集关联。1月中旬所谓的「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」,就是这么来的。

那么为什么钟南山一到,就敢铁口直断说人传人了呢?这涉及到第二个原则,就是实地寻访。03 SARS医务人员是高发群体,钟本人就在那个环境下工作过,所以只要真正重视医务人员感染问题,就能敏感地意识到人际传播。钟的另一个长项是他不光是临床大家,还是流病大家。他在《柳叶刀》上发的一篇多中心肺结核用药研究,妥妥的流行病学路子,被评为当年最佳论文。流行病学对于手握资源的临床医生来说,可谓学科中的帝王术。钟显然是高度重视了医护人群的感染问题,并且临床表现也抓得很准。

还有一种(更大的)可能性

钟只是被请过去认证并宣布专家组共识的。他1月19号晚上才到,第二天就宣布了人传人。一个白天就既听汇报,又跑现场,光速分析数据,发现了此前毫不知晓的真相?可能性不大。即使他真有此神通,也不敢这么莽撞,起码得验证两天再讲。最可能的是专家组发现当地情况不妙,又不好意思通过打自己的脸让武汉封城,只好连夜请非典英雄、中华医学会会长亲自出马。

与之相比,高级别疾控的管理层平时的主要工作是督查指导,看(事后补印的)文件、走(基层准备好的)现场,实际脚踩泥的调查做得没那么多。走现场不是那么简单的,病例、接触都不会写在脸上。有些问题得反着问,不然很容易被骗;有些时候得离开问卷,提开放性的问题,及时捕捉盲区信息;采样也要找对部位,随手刮一下上颚是得不到阳性结果的。到处是信息不对称和人性博弈。被压制的医护感染问题,有可能这些实验室出身的大佬们当时真的不知情,一个个光在开会和看(呈上来的)文档了。

3

网民闲在家,喊喊追责(复仇),情有可原。然而找两个软柿子背锅,就能让死者复生,或今后不再爆疫?没那么简单。这些天我反复地想,我们真正需要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?

我认为,是要在文化上、思想上都彻底地重建“真”的第一性

我们总是习惯将「真善美」并举,但事实上它们的关系更像是不可能性三角,即我们常常难以兼顾这三者。王国维就曾哀叹过「真的往往不美,美的往往不善」。问题在于,当它们频繁发生冲突时,究竟谁是第一位的?空讲道理,很多人会承认真是第一位的。然而更多时候,我们会为了某个「善」的理由背弃「真」,或任凭「心愿」扭曲力场干预自己对真相的认知。「有限人传人」的结论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「多希望它像禽流感一样不会人传人啊」的善良心愿扭曲了观察,干扰了判断。我想起自己读书时,导师讲过的一句俗谚,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。日后我也会犯一些错误,但依然坚持诚实原则。这并不容易,常要冒「不美」的风险,甚至面临危机;但事后来看,诚实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条原则,Ray Dalio在《原则》里也反复讲过,Truth — or, more precisely,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— is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any good outcome。道理很简单,世界很大程度上从来就并不善,也并不美。假装自己活在善与美中间,最后会粉身碎骨的。

这些话,不单针对专家组而言。还记得1月份管轶的访谈发出后,全国上下一片喊打,什么难听的话都有:「逃兵」、「说三道四」、「沽名钓誉」……。管轶是有人品争议,恐怕情商也不高,但他表述的那些支持性的事实并无夸大,当时也都能在微博上找到印证吧?——没人戴口罩,到处人群涌动,官方不重视,科研院所缺乏协作……不「美」,但丝毫不妨碍它「真」。如今对专家组成员喊打喊杀的事后诸葛亮们,当初恐怕也没少骂管轶吧?他们真的在乎真相,真的有助于改善这一切吗?

都静下来好好想想吧。

如果说这次疫情能教会我们什么的话,希望不只是浅陋的「不吃野味」、「关注健康」,而是毫不妥协地坚持「真的第一性」。

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。共勉。

[完]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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