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一年，我主要的精力聚焦在两件事，都跟AI有关：开发有品位的AI应用、帮助研发组织向AI原生转型。成不成功且不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跑进风口。事实证明，风口确实有点东西——虽然经济形势有目共睹，但任何老业务只要套上AI的皮，就还能多一丝机会。不过风口也有它的毛病：变化太快，顶模3个月洗一轮牌，任何最优实践都撑不了半年；无数新玩家前仆后继涌入赛道，拼命地迭代、变阵，逼得老登们片刻无休，每天盯着前沿不敢放松。形势瞬息万变，上个月还是华山之巅的六小龙八小虎，下个月就趴泥里了。
身份政治之所以能捕获大批左翼亚人群的心，是因为它敏锐而准确地识别出了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，并创造出短小精悍、精准有力的抗争口号。藉此，它成功地引起目标人群的共鸣，并营造出一浪一浪看似热闹的「社会影响」——但终究不可能成器，因为它在根本架构上缺乏导向成功的要素。
之所以缺乏这些必备要素，是因为从一开始，它就没打算真的成功。
说一个反直觉的建议：
做悲观主义者，享快乐人生。
从小喝到大的心灵鸡汤总是教导我们，保持乐观是对抗精神危机的有力武器。但现实是，乐观主义者才更容易抑郁。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编织世界图景的方法错误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世界本身在恶化。
有遗传和器质性的部分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后天，源于对世界的信念和现实之间慢性、不可调和的冲突张力。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当然主要是好的，而和「好的信念」产生冲突张力的现实，只能就是「坏的现实」。于是问题来了，
是坏的，是悲观的。 否则上述逻辑无法成立。
引子
在低流行人群中做普遍筛查，整体效益很低。在教科书里，这只是干巴巴一句结论。形象地理解，在治安很好的地方搞拉网式排查，一定抓不到几个贼，抓到的也多半是冤枉的，综合下来看，不合算。正好今天碰到一个例子，借此把这些关系具象地量化出来。
问题是这样的
假设女性乳腺癌患病率为1‰，再假设乳腺癌检测敏感性是 90%（即100个真病人里，有90个会检出为阳性），假阳性率是 9%（即100个健康人去查，有9个会被误诊为阳性），那么一位女性检测呈阳性，她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大？
用下表很容易算出来。1‰的患病率，那么假定有100个病人，对应有99900个健康人。这100个病人里，90个被检出为阳性，10个漏诊；而余下99900个健康人里，有8991个（9%）被误诊为阳性。最后合计9081个阳性，里面真正的病人还是90个（只占0.99%）。这个0.99%，术语叫阳性预测值（PPV），在机器学习里叫精确度或查准率（precision）。
| D+(有病) | D-(没病) | 合计 | |
|---|---|---|---|
| T+(阳性) | 90 | 8991 | 9081 |
| T-(阴性) | 10 | 90909 | 90919 |
| 合计 | 100 | 99900 | 100000 |
权力的本质是「说不」，是个很负向的东西。做决策本身就很消耗心神，心理学有个名词叫「决策疲竭」(decision fatigue)，其实就是选择过载的表现。而权力，是把决策过程和单向影响力串在一起，行使单向影响力又是件很耗费心神的事。所以，长期执掌权力做决策的人，无不忧心忡忡、嘴角下压，可见这不是一件松弛快乐的事。
然而，决策不是人人都爱，但权力多数人却求之不得。可见「单向影响力」苦归苦，是有成瘾性的。
在政治学里，权力(power)是影响力的特殊表现形式，体现的是宰制(domination)关系——按米尔斯的定义，「即使对方反对，依然可以行使自己意志的能力」。所以，否决是权力的根本体现形式——上级可以说不，下级不行；甲方可以说不，乙方不行；五大流氓可以在安理会说不，其他国家不行。即使在正面场景里，权力本质上也是以否定形式起效的：「去做」，实际是「不许不做」的意思。
健康管理在中国，除了作为企业福利，就是作为保险的增值服务，都是可有可无的添头，付费方本质上没有需求刚性——员工的入职/离职决策，主要看钱、事、人，被保人投保/续保的决策，主要看保障面、核心权益、回报，增值服务的影响排在决策考量的很后面，可有可无。
健康管理的价值主张是帮助控制健康风险，进而降低费用。换句话说，得先有浪费风险，才有节约的需求。更甚者，先要在机制上无限放大潜在风险，大到传统机制（比如再保）失效，才会有专业「风险管理」的刚需。
最简单直接的办法，摘掉封顶线，裸奔。
「疾病管理没有独立商业模式」，不是什么新鲜结论。百糖大战活下来的公司，现在都在卖药，或者帮药企做精准营销，纯疾管服务的收入占比微不足道。棍子杵到底，疾病管理的价值主张是「帮付费方省钱」。然而终端用户本质上没什么需求，于是两条腿天生瘸一条。
夜色里的大学路人头攒动，年轻的身影结伴欢声掠过。行道树干缠满LED灯珠，口袋公园里旋着镭射，照得街市一片通明。街旁是琳琅各色的酒肆食舍，路肩排满售卖潮玩的地摊。遍地灯红酒绿，满目喜笑颜开。
英语喜欢把古罗马人的拉丁名字盎格鲁化（anglicize），比如屋大维的政敌马克·安东尼（Marcus Antonius => Marc Antony）、凯撒的政敌庞培（Pompeius => Pompey），基本思路就是嫌词尾-us烫舌，统统砍掉——但也不是都简化，像哲学皇帝马克·奥勒留（Marcus Aurelius）（因为冷门）基本在各个场合都没被简化过——惨遭盎格鲁化的主要是被编排进戏文里、融入了英语市民文化的古罗马名人（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居功甚伟），体现的是平民大众的需要。
事实上也不单是英国人嫌弃拉丁名字烫舌，同属拉丁语系的法国人也这么干，Marcus Antonius就被简化成了马克·安托万（Marc Antoine）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一直很困惑。你非要说安东尼乌斯（Antonius）比斯拉夫名字（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）还烫舌，咱英国人哪怕日子不过了也非得把它盎格鲁化成安东尼（Antony）不可，未免也有点极端。我猜，可能还是因为拉丁文变格太复杂，复杂到连人名都要跟着变，对两千年前刚走出森林/草原的日耳曼人/法兰克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所以才搞这么一出。
之前还在美企时，每隔几个月就要参加全员FCPA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）培训（另一个强制培训是OFAC，即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制订的制裁名录）。但我「感知上」离FCPA最近的一次（近你个头），却是前两天的这则新闻：因代理商2014-2019年间，在中国公立医院设备招标活动中向官员施加了不当影响，相关费用也没有正确体现在财务内控文件中，飞利浦被控触犯FCPA。周四，美国证交委（SEC）证实，飞利浦对该指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但同意交6200万美元和解。搁往年，这笔钱算毛毛雨。但上个财年飞利浦史无前例亏了16亿欧元，一头还在因为呼吸机召回跟美国司法部（DOJ）艰难地谈和解，另一头又惹上了SEC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
